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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术”: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之探微

蒋博涵,刘大洪    2022-11-22  浏览量:44

摘要: 数字经济平台以数据作为竞争基础,依托算法等技术扩展竞争优势,已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主体。近年来大型数字经济平台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难点颇多。数字经济平台处于动态市场结构中,难以适用趋于静态考察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同时,数据的竞争属性也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中被忽略。因此,需在遵循《反垄断法》这一“法”基础的前提下,结合数字经济特性调整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宜重点从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角度进行精细化分析,审慎分析竞争相关数据获取及运用能力,此即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术”。

关键词: 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市场进入壁垒;市场扩张壁垒

正文: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不仅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也对各种社会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给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业态下的法律制度设计与呈现新特征的数字经济已处于无法完全嵌合的状态,亟须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引导、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强调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依托数据进行市场竞争的数字经济平台聚合了各类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已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主体。数字经济平台作为一种提供服务或产品的设施,其所实施的“二选一”行为、外链封禁行为等引发了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争论。在执法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分别于2021年4月10日、2021年10月8日对阿里巴巴、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处以巨额罚款,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的执法及司法案例中不难发现,市场支配地位的确定是判定数字经济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关键步骤。在立法方面,《反垄断法》第22条第3款、第23条、第24条阐明了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认定因素及推定方法,此即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法”依据。目前学界对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的探讨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张通过改良市场份额推定方法来进行判定;另一种是从理论层面提出弱化市场份额在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新经营模式、新竞争手段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术”亟须与时俱进,结合数字经济的现实特点制定更加精细化的方案。本文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因素的具象化、体系化,并探究数据、技术等要素在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形成中的作用及运作机理。


一、对数字经济平台市场势力的误读与廓清

 垄断的核心在于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即市场势力。市场势力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我国经济法学者在反垄断法语境下多采用市场力量的表述。由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通常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工具进行测量,故本文采用市场势力的表述来表达对市场的控制力。一般来说,市场势力越强,企业越有可能具有独立于竞争者及消费者、通过运作来阻止有效竞争的能力。当企业具有高程度的市场势力,即实质性市场势力时,则可以推定该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ICN(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发布的《关于数字市场市场支配地位/实质性市场势力的调查结果报告》,则直接将市场支配地位与实质性市场势力视为等同概念。因此,对市场势力识别的廓清可以说是正确认识市场支配地位的重要前提。

(一)数据在数字经济平台市场势力识别中的作用

 数据是数字经济产业的生产要素。中央层面已明确将数据作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生产要素纳入顶层设计,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数字经济平台以收集、处理用户数据作为其经营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这是由于用户数据不仅具有直接变现的可能性,还可以用来优化产品性能或提供新产品服务。在数字经济平台这一多边平台之上,数据的再利用能够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和范围收益,可以对平台一边的业务带来正反馈循环,进而强化其他边的成功。比如,数字经济平台利用数据和算法来精准推送广告,能够为广告所宣传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销售量。同时,数字经济平台因广告推送获得的收益又可以用来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从而在产品质量上有所突破,进而有可能增加用户黏性、平台流量等。目前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数据的竞争是数字经济产业竞争的关键要素,但关键要素并不一定意味着决定性要素。拥有海量的数据并不等于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对数据的占有也不一定会使企业获得市场支配力量。因为海量的用户数据并不等于有效的用户数据,数据反馈的信息需要满足即时性、有用性等要求才能为数字经济平台所利用。数据具有极速变化的特征,由于社会环境变动、个人习惯改变等因素,不同时间段的个人数据可能呈现出不同质的表现,以往获取的个人用户数据对数字经济平台来说可能已丧失价值。也就是说,数据的有效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而快速减弱,因此,经营者必须持续收集有关当前用户偏好和兴趣的实时数据。同时,由于数字经济平台受到特定商业目的的限制,其只会对与实现商业目的相关的数据进行算法等技术分析,而大量无关数据则会被搁置。此外,考量数据对数字经济平台市场势力的作用,不应囿于数据本身给平台服务带来的增益价值,还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平台在数据变现方面取得的成功。数字经济平台所拥有的数据本身就是一种有价资产,平台可以通过数据交易等方式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我国正在积极探索数据定价机制,以维护良好的数据交易秩序。

(二)数字经济平台用户数量与市场势力间的关系

 关于用户数量与市场势力的关系,学界已开始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论断。多数观点认为用户数量应作为互联网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主张测度的基本路径是依据用户数量计算市场份额从而判断市场势力。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Facebook案件中即是基于每日或每月活跃用户的数量来计算市场份额,从而测度市场势力。在我国近年的平台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关于用户数量在市场份额测度中的作用,大致呈现出分野明显的两种观点。一是将用户数量作为市场份额判定的指标之一。例如,在上海食派士案中,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即是以平台用户数、日订单量、合作餐厅商户数、销售额这4项数据为统计口径来计算市场份额。二是未将用户数量纳入市场份额计算指标之中。例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评估阿里巴巴集团的市场份额,则是以平台服务收入和平台商品交易额为依据。又如,在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市场份额的评估是以平台服务收入和平台餐饮外卖订单量的市场占比为指标。由于数字经济产品多是免费提供的,用户基于无损失的消费心态可能会在某一平台通过不同注册方式拥有多个账号,或是一个用户同时是多个不同数字经济平台的注册者,即一用户多宿主。这些情况使得市场份额的判定难以操作,从而也影响着对市场势力的识别。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用户数量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市场势力。尤其是,数字经济平台多采用“零价格”竞争方式,用户注意力成为数字经济平台争夺的重要资源,较多的用户数量虽然是形成用户流量宽口径的基础,但仅依据用户数量是无法比较不同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控制力大小的。数字经济平台间市场势力的比较更应该考察的是用户质量,这与用户的活跃度、平台有效访问时长等因素有关。高质量的用户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数据,从而对市场势力的维持与增强形成双重效应。


二、数字经济平台属性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罅隙

(一)数字经济下的动态市场结构使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受阻

 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呈现出递进关系,是否具有结构上的优势是判断行为是否违法的基础。若一个数字经济平台在相关市场中不具备结构上的绝对优势,无论其实施的是数字产品搭售行为还是拒绝交易行为等,都不会触及反垄断法的规制底线。在传统行业中,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常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相关市场内的产品多是其生产的,加之传统行业多为实体经济,收集销售数据较为容易,以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可以单独作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我国《反垄断法》第24条即采用市场份额推定方法来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由于市场份额的计算是以相关市场的准确界定为前提的,相关市场界定得过宽或过窄,都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份额的多寡。只要相关市场划定得足够大,那么高市场份额就难以出现。因而在具体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中,执法部门难免会陷入“假定-倒推”的窠臼,即假定某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然后倒推出足以证明这一假定的相关市场范围。在数字经济时代,相关市场的界定更为困难。数字经济平台涉及多维度的交易关系,不只是与消费者之间形成法律关系,还与平台内其他经营者、广告商形成法律关系。而平台与每一方主体的互动都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相关市场内,由于争议行为所涉的相关市场较难确定,相应地,也增加了确定市场份额的难度。

 数字经济产业虽然呈现出寡头垄断的趋势,但其市场结构却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这是由数字经济产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数字经济平台以数据作为经营基础之一,其数据信息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实时更新的,数据的高流动性、易获取性与快速化特征决定了数据聚合的平台也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果以所有数字经济平台获取的数据信息作为总基数,这个总基数是不断变化的,单独的数字经济平台获取的有效信息量也是变化的,故数字经济下的数据市场结构是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数据市场的占有率更是难以计算的。动态竞争和创新力竞争是数字经济产业的典型特征,创新技术是数字经济平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数字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具有创新能力的后起之秀频出。如果不持续提升自家产品的竞争力,任何数字经济型企业都很难长时间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产业的进入很多时候不需要厂房等基础设施出资,前期成本较低,而一旦依靠技术或产品进入市场则会迅速积累流量,产生较大收益。这就吸引了新生力量的不断涌入,也使得数字经济产业中企业的兴衰速度远超传统行业,某一时期内的高市场份额不能代表之后的市场优势。数字经济产业的市场结构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市场份额的信息获取必须与市场结构的更新保持同步,这无疑增加了技术难度。在多重竞争关系并存的相关市场内,数字经济平台所占的市场份额并无权威性的、定期的统计数据,市场份额推定测评方法也显得捉襟见肘。依据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分析方法,市场份额的确定需要收集相关市场总体量值以及涉事企业的具体数据,但互联网市场准确、及时、有效信息的采集需要高端技术资源的支撑,该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意味着市场份额推定方法有着较高的实施成本。但由于市场份额因素在衡量市场支配地位中的重要性有所削弱,花费巨额成本所获取的数据在证明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在数字经济下的动态市场中,单一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并不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较优选择。

(二)数据的竞争属性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中被忽略

 如果说数据是数字经济平台发展的原材料,那么技术就是将数据转化为有价资产的生产力。数据要素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不容忽视,消费者数据是数字经济平台开拓新产品市场以及提升现有市场势力的重要砝码,这一方面是由于消费者数据自身附带的信息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独家数据的排他性。然而,我国反垄断司法实践却鲜有对数据竞争属性及其作用的分析,尤其是对国内市场支配地位相关案件的处理更是缺乏数据要素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在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垄断纠纷案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虽开创性地提出“微信用户数量不等于具有天然垄断属性基础”,但并未深入分析数据在微信平台市场势力形成及维持中的作用。数据的竞争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平台竞争的核心,用户数据的多样性、异质性、有效性有利于数字经济平台据此精准描绘“用户画像”,从而对数字经济平台精准投放广告、实施差别定价等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市场优势不应被忽略。2020年5月,华多公司与网易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二审审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反垄断法》第18条(即新《反垄断法》第23条)所列举的因素对网易公司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进行分析。其中网易公司的市场份额是根据该公司固定时间段内的销售额与中国大陆市场网络游戏实际销售收入之比得出,这是经济学中通常采用的市场占有率计算方法。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仅仅依靠销售金额占比来判断市场势力已显得力不从心,数字经济产品多采用“零价格”或“低价格”竞争的方式,用户大多需要以注意力和个人数据作为支付对价。网易公司涉诉行为所在场域为中国大陆网络游戏市场,网络游戏市场中既有免费服务也有付费服务,仅仅从付费端去判断市场势力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注意到网易公司收集的消费者数据价值,大量的用户产生海量的消费者数据,网易公司所收集到的数据是否是其他同业经营者难以获取的数据也不得而知。如果说从数据内容的质量着手较难寻找到有力证据,那么数据的数量(一个用户个体拥有一个数据集)则是较易获得的。但广东省高院在分析网易公司市场地位时也未参考用户使用时长及活跃用户量等数据,而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易公司的用户黏度以及用户转移成本,与市场壁垒的高低有重要关联。


三、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测评方法之修正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往往需要借助各种测评方法,最常见的是《反垄断法》第24条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而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单纯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已经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在新经济行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市场份额的作用已经明显弱化。对市场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是“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此即《反垄断法》第22条第3款的核心要义。数字经济平台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更多地表现在对市场进入及市场扩张形成的阻碍力方面。数字经济平台因自身网络生态系统而形成的网络效应、用户锁定效应愈强,其控制市场的能力就愈强。同时,数字经济平台获取及运用数据的能力在市场势力判断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数字经济平台不断汇聚的流量、数据持续强化了网络效应及用户锁定效应,其对数据的掌握及运用程度是进一步开拓市场或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一)重视对市场进入壁垒与扩张壁垒的评估

 市场支配地位是在若干因素组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反垄断法》第23条所提及的控制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等等。如果将这些因素隔离开来看,它们均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回归至市场支配地位定义本身,根据《反垄断法》第22条第3款,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考察的是市场进入壁垒。“控制交易条件”使得交易相对方别无选择,通常是通过限制相关市场内竞争者扩张,即提高市场扩张壁垒得以实现的。故而,市场进入壁垒和市场扩张壁垒是判断数字经济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关键点。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联动关系。市场进入壁垒高并不意味着市场扩张壁垒高,比如品牌效应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而扩张壁垒较低。数字经济平台的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的关联还需要结合平台的运行模式、经营的产品(服务)等进行具体分析。关于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高低对市场势力的影响,目前在理论意义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市场进入壁垒与扩张壁垒都高;其二,市场进入壁垒高而扩张壁垒低;其三,市场进入壁垒低而扩张壁垒高;其四,市场进入壁垒与扩张壁垒都低。第一种情形与第四种情形下,市场势力与进入壁垒及扩张壁垒的高或低呈正相关关系。第二种情形与第三种情形则较为复杂。在第二种情形下,需要探溯进入壁垒的产生是何因素导致的,若是此高进入壁垒的形成无法通过企业自身发挥作用而改变,而是政策等客观因素所导致的,那么市场内相关主体的市场势力是相对较强的;若此进入壁垒是技术水平所导致,潜在进入者难以具有与之匹敌的、远超出市场普遍标准的科技力量,那么市场内已拥有高水平技术的平台可能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在第三种情形之下,同类型其他企业进入市场之后若难以具有扩张的优势,也会很快被市场淘汰,已具有相当市场势力的企业的行业地位并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为了更准确地找寻到数字经济市场进入壁垒的影响因素,需要从传统行业的进入壁垒考量要素着手,思考二者之间是否有承袭关系或是异化关系。在传统行业中,市场进入壁垒的高低与经济费用、消费者偏好、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有关。数字经济产业中的市场进入壁垒与传统行业进入壁垒有一定的共性,比如数字经济产品市场壁垒亦受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企业用户规模及用户满意度的影响,但由于数字经济产业自身的特点,也有其特殊之处。数字经济行业的发展对资金的依赖是有限的,它是高度依赖技术创新的行业。创新技术的持有与资金只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资金虽然能为技术创新提供物质基础,但充足的资金并不一定能够创造出高新技术产品。恰恰相反,拥有尖端技术的产品通常能够吸引多轮融资。数字经济产品的市场进入壁垒更多的是根源于技术。除了技术成本外,现有经营者的规模经济对结构性进入壁垒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数字经济领域中,有些行业表面上看起来进入壁垒很低,但是考虑到为迅速实现规模经济而支付的推广和维护费用,新进入者实际面临的成本开支非常高。例如,在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为“网络餐饮外卖平台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消费者和平台内经营者,达到临界规模,形成循环正向反馈,才能实现有效市场进入”。策略性进入壁垒与结构性进入壁垒同为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构成,对于强调用户黏性的数字经济平台而言,策略性进入壁垒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者转换成本的高低。若消费者从A数字经济平台转向其他平台花费的成本较高,则会放弃平台的转换,在此情形下A数字经济平台极有可能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从而拥有较强的市场势力。消费者转换成本包括消费者对新数字经济平台的学习成本(主要为时间和精力成本)、舍弃A数字经济平台造成的经济损失(在A数字经济平台中预先支付的经济成本并未得到预期的等价回报)以及人际关系转移成本(将原来积累的用户好友转移到新数字经济平台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还可能存在无法转移的情形)。

 通常认为,市场扩张壁垒是指某种能够阻止市场现有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快速提升产量的力量。一个企业如果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快速提高生产能力,则该企业并未面临严重的市场扩张壁垒。在数字经济市场,产量的提升基本可以换算成用户流量的喷涌,而用户流量的大幅提升则与数字经济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相关。相关市场内现有竞争者提供差异化产品的潜力以及优化平台服务的能力越强,则对用户的吸引力就越大,相应地,市场扩张壁垒就越小。提供差异化产品的潜力与优化平台服务能力的内容范畴存在交叉但又有差异:前者侧重于水平面向的服务种类,后者侧重于垂直面向的服务质量,这两大因素无一不与企业的科技水平相关。差异化产品立足于平台服务提供对象的需求,既可以是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需求,也可以是消费者的需求。而对这些需求的洞察则有赖于数字经济平台获取及利用数据的能力,比如线上购物平台可以利用消费者搜索记录进行部分业务转向。精准推送用户所需产品(或服务)作为平台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匹配度的高低也与有效数据的获取以及平台的算法水平密切相关。当然,提升平台服务质量的方式远不止于此。数字市场一直以科技为其驱动力,持续性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平台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得以经久不衰的根本保障。在产品专利保护日益发达的当下,市场对数字经济行业竞争者的创新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若想各种数字经济产品都能互联互通、使用无碍,则需要产品本身都能够符合或高于统一的技术标准。可以说,如果某数字经济平台已经提供高技术标准的数字经济产品并且拥有绝对优势的用户群体,相关市场内没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等标准产品存在,则可以认为该数字经济平台极有可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二)审慎考察竞争相关数据获取及运用能力

 2020年1月2日发布的《<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第21条新增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需要考量的因素,其中包含“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虽然2021年10月23日发布的《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以及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新《反垄断法》将此新增条款删除,但结合《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11条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11条,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应将数据的获取及运用能力纳入考量因素。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越强,数字经济平台型企业的竞争力也就越强。通过互联网,海量数据流可以将帮助互联网经营者做出最佳决策,改善市场结果。拥有竞争相关数据者可以更精准地为用户提供差异化产品及服务,从而对用户产生更深程度的锁定效应。海量数据的运用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领域经营者运用得当则会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感,运用不当则会造成消费者福利的减损。具有相当市场势力的大型企业有动机、有能力优先考虑付费广告商的业务需求,从而忽略能够提升消费者福利的最优设计,且不必担心因数据匮乏而难以提升质量的小型企业与之竞争。

 考察企业收集数据的能力,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考量用户数据收集的规模及内容。一般认为,高质量的数据具备可靠性与可用性两方面特质。数据可靠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户填写信息的真实性及数字经济平台对关联信息的对比、筛查能力。对于经营者来说,其获取的数据与所营业务愈相关,则可用性愈强。二是考量数据的排他性以及可替代性。如果竞争相关数据是可获取并且具有可替代性的,那么可以说该数字经济平台对市场同类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掣肘能力是薄弱的。当数据是难以获取或不可替代时,相关市场内就有可能形成高市场壁垒。独家数据的形成一方面与数字经济平台的技术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与数字经济平台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关。数字经济平台如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某项功能或性能是相关市场上同类型平台无法提供的,那么很容易聚集形成独家数据。

 获取数据只是数字经济平台建立商业帝国的基础,如何运用数据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才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通过数据分析处理技术从数据聚合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同一数据集合,不同的数据处理技术能够析出不同的信息内容,而不同路径收集的数据也有可能通过整合分析传递出同类信息信号,这些都有赖于数字经济平台的算法技术。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技术赋予数据价值,算法路径选择的差异以及算法渗透率的高低主导了数据产生价值的程度。对运用数据能力的考察不能只关注算法这一核心技术,也需要评估数字经济平台数据迁移的能力,即数字经济平台是否能够利用杠杆效应将自己在某市场中获取的数据资源迁移并运用到另一产品市场的能力。例如腾讯游戏通过微信或QQ登录的方式进行账号关联,被关联的即时通讯账号的数据将自动同步到腾讯游戏系统内,腾讯游戏平台用户可以获取用户通讯录好友相关游戏信息并可能进行进一步的游戏互动,从而增加了腾讯游戏平台的用户黏性。概言之,迁移的数据是否有效增进了新产品市场的用户黏性、市场竞争力,是迁移能力考察的重要路径。令人深思的是,若是某企业已构建起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该企业的某数字产品的使用以授权关联此企业内另一数字产品的用户数据为条件,是否构成共享个人数据的“霸王条款”呢?《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提到的个人信息决定权又该如何得到实质性保障呢?萦绕在数字经济平台之上的团团迷雾有待未来进一步地探索。


 四、结语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正在逐渐影响并改变着消费方式和市场经营模式。针对数字经济平台这一新型法律关系主体,反垄断法对其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不应囿于单一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宜结合数字经济的特性进行对《反垄断法》第22条第3款及第23条进行解释适用,重点考察市场进入壁垒及市场扩张壁垒,审慎看待竞争相关数据收集及运用能力对市场壁垒形成的作用。市场进入壁垒的衡量主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市场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形成更多地根源于技术,同时也与规模经济相关;而策略性进入壁垒的高低主要从消费者转换成本可以窥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代,数字经济市场扩张壁垒的高低与数字经济平台是否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吸引用户流量相关。从用户体验的角度看,用户流量的集聚多是由于数字经济平台能够提供差异化产品或优质的平台服务,这与企业的科技水平、算法算力等密切相关。“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对市场壁垒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是判定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需要考量的因素。数字经济平台拥有数据量的多寡与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并无必然联系,难以获取、难以替代的高质量数据则能够增益数字经济平台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经济平台的算法技术水平、数据迁移能力越高,则意味着其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就越强。因循以上思路,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理据将会更加充分,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形塑将有所裨益。总之,在谦抑干预理念的指引之下,识别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应遵循客观、发展的认定思路,避免以单一标准妄下断论,以免阻碍创新、损害市场公平竞争。


作者简介: 刘大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博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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