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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经济法的回应与发展——以社会主要矛盾为视角

胡帅    2018-09-12  浏览量:41

摘要: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新时代经济法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不平衡不充分是其逻辑起点,最终意旨回归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经济法人本主义的平衡功能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适功能决定其回应型法性质。新时代经济法的主要理论发展应转承既有理论,定位为分配、发展、信息、风险理论,即促进分配调节与公平、实现发展权、发挥信息规制与决策功能、从控制风险转变为适应风险。经济法通过回应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经济法治“刚柔并济”,把握授权和限权边界;注重社会质量发展,从法律赋权转为法律赋能,培养个人行动和发展能力;追求社会正义,实现个人发展权。经济法只有及时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真正推进时代发展。

关键词: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理论工具;化解路径

正文:

引言
十九大宣告中国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直面社会主要矛盾和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法回应新时代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挑战。经济法学界积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有学者主张在理论上应着力提炼中国新兴经济法学的标志性概念和原理,在实践上需充分发挥中国新兴经济法对国计民生的规范和促进作用;有学者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应立足中国本土展开经济法研究,从多维度探寻在边缘、交叉领域可能被忽略的中国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理念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法平衡协调理论对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理论优势、经济法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制度优势;亦有学者从财税法的衡平发展功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有的财税法思维和整体观视角出发,探讨财税法对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然而学界较少反思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转变、经济法理论的回应及经济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构建等。本文承继既有理论,认为经济法的回应性本质决定其要应社会主要矛盾而变,通过平衡与调适、发展与定位,回应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并最终依托制度和目标设定与改善,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发力。

一、前提和基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一)“发展起来后”的不平衡不充分
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进程中具重要地位,其话语范畴涵盖社会各方面。为解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摆脱落后境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论断,经过近40年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化解了物质生活匮乏的窘境。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社会需求间的内在张力催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发展起来前”的矛盾转向“发展起来后”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发展起来前”矛盾首要目的是满足人民最基本物质需求,实现发展起来和富起来两大目标。随着经济腾飞和工业化迈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却未能同步,腐败、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依旧是矛盾主要方面,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更加紧迫。“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需面对的客观现实基础,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出发点。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言,前者是后者的主要原因,后者则是前者的根本方法,二者辩证统一。
“不平衡不充分”主要包括城乡、区域、结构发展不平衡和创新、改革、开放等发展不充分两层面。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第一,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要素配置不均、二元结构等造成城乡发展差距大,县域发展不足,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落后。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起区、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各区域间、区域内部产业不平衡。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指标上存在差距、区域间合作交流机制不完善导致的产业重构、资源浪费、以及产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第三,结构不平衡。一方面,传统产业过剩,教育、养老、环保等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分配不平衡,不仅包括市场初次分配也包括国家再分配,导致贫富差距较大。不充分主要是在各类市场要素竞相迸发、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规范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等方面不充分,亟待完善。
(二)需求侧的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结构、外延、层次上的提升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人类需求心理而言,无论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美好生活需求,均可能在任何阶段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物质需求抑制了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释放了原始需求,并进一步产生新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类的每一次生产力进步均会促使人们需要同类型更高层次的需求和创造不同类型的新需求。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和领域不断扩大,一方面追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提升,另一方面对民主、公平、法治、正义、安全等要求增多。人民群众的需求开始从供给“量”向“质”转变。从法律视角分析“美好生活需要”,既包含物质文化“硬”需求,也有法治、公平、正义等日益增长的“软”需求。前者需发挥经济“发展”功能,后者则依赖于法治国家建构。这主要是因生产力发展在解决“温饱”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民对高质量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需求。因此,关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着力解决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解决措施的选择要始终围绕如何实现美好生活需要。

二、平衡与调适:经济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
美国学者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将法律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回应型法是指“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经济法最本质属性是国家运用公权力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市场经济朝着不断增强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经济法的人本主义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和规制功能决定了其回应型法性质。
(一)经济法的人本主义
经济法的人本主义对社会主要矛盾具回应性。经济法重在维护与矫正市场秩序,维护公共利益范畴下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因此能够同时为物质基础增加与资源合理分配提供制度性保障。
1.追求实质公平的价值取向。民商法立基于主体同质性假设,缺乏个体横向差异比较,只能实现形式公平。一旦超越私法视域进入自由市场竞争,主体会因资源禀赋、自身发展、努力程度等差异,出现民商法无法调整的权利义务失衡问题。经济法则立足于主体异质性假设,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失衡倾斜性配置,对妨碍市场自由竞争的行为微观规制或宏观调控,追求实质和结果公平。
2.弱势主体的倾斜性保护。经济法视野下主体因地域、经济、政治、素养等产生资源占有上的能力失衡,造成强势和弱势主体的对抗。一方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其通过倾斜性配置矫正权利义务失衡,另一方面经济法通过宏观和微观配置能够实现资源分配均衡,提升个人发展能力,进而实现美好生活目标。
3.注重平衡协调。经济法注重对整体利益之下,个人与社会、全局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等利益关系平衡和协调。此利益调整既包括个人与政府,也包括法律与政策等,依托规制和调控功能平衡利益,回应主体因利益失衡产生的平衡之利益诉求。
4.规制和调控手段的人本化。传统理论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市场失灵”,进而催生了政府干预,但以往政府干预往往是强制性干预,忽略了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政府失灵”。经济法的人本主义要求政府干预不仅要考虑个体发展及利益诉求,亦要注意协调干预主体与干预受体间的利益协商与沟通,避免简单化执法。
(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适和规制
法律是利益冲突与权利保护的“矫正器”,经济法本质决定了其是规制主体行为与调适利益冲突的“调节器”。经济法调适和规制实质在于市场与社会能够处于平衡协调状态。经济法既防止市场自我调节“脱嵌”倾向,维护社会本位;同时也要抵御政府干预吞没市场的危险。换言之,经济法在市场与社会二元张力间始终保持一种动态调整,施展和扩展自身调适和规制功能。这一过程正如埃利希所言“法律主要不是一种自足的文本系统,而是通过自我建构的社会运行过程而生产与再生产其统一性的系统(“活法”)。”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适和规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法学视角而言,无论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是政府规制均需规范化。在成熟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非国家任意行为,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在转型时期,经济法的使命是促使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经济法的作用在于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为二者提供行为准则。一方面经济法促进市场自由交易,保障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亦要规范政府权力,促使政府依法履行职能。
2.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经济法研究具有与时代同步的特征,国家重大政策变化会为经济法的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注入新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法学研究能否体现或追随政策性的“时代主题”已成为经济法学界判别研究人员是否具问题意识的重要标志。政策“主题”只是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任务,具有时效性和易变性,要防止政策权宜性代替法律稳定性的危险。有学者指出经济法存在“空洞化”现象与趋势,要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认识,加快向“法律主治”转型。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制度正在纵深变革,一方面,经济法对时政话语的研究,应避免标签式、嫁接式等功利性的类型研究,坚持独立性与学术性,克制功利性追求,发挥经济法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作用。另一方面,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要努力构建自身话语体系,这既是经济法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法治中国和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化的客观要求。
3.国家治理与(经济)法的关系。市场失灵的内在机理表明市场无法独立克服自身缺陷,需国家以强制性、权威性手段调控干预。行政、经济、法律是政府干预的三种主要调控手段。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实现政府适度干预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干预过度势必使市场经济成为“权力经济”而非“法治经济”。有学者基于经济法所调整的“强弱利益关系”,主张结构调整平衡,认为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法律干预而非政府权力干预,将经济法中的干预定位于权力干预不仅会使经济法陷入经济行政法的“泥沼”之中,还混淆了经济法制度中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执法主体,主张政府角色定位应是经济法的执行者,而非经济法法律关系的参与者。政府监管市场主体活动、矫正市场缺陷、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均衡经济结构利益的行为,均为经济法的实施行为。笔者认为经济法视野下治理市场失灵的根本手段是法律约束,政府作为国家授权的经济调节组织,在市场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法律执行者。“权力干预”当然受经济法调整,但并不必然导致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经济法对权力干预的规制侧重控制权力,而非抛弃权力干预。总之,权力干预和法律治理统一于经济法规范之中,共同作用推进“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

三、发展与定位:新时代经济法的主要理论
伴随着我国持续改革,经济法发展也正由“旧”理论向“新”发展。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时代,经济法需提炼“新”理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张守文指出经济法理论发展形成两大理论类型: 第一类是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等“既有理论”,已日趋完善。第二类是经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发展理论、信息理论、风险理论等“新型理论”,虽有诸多探讨,但尚未形成系统。笔者认为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面对日益凸显的分配差别、发展失衡、信息偏在、风险凸显等问题,新时代经济法要针对性地应对,着力构建系统性理论,发挥经济法本质功能。
(一)分配:调节与公平
分配是对社会财富以一定原则和规则,在社会主体间划分配给的动态经济过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和稳固的前提。“分配不公、分配失范或分配失序,会影响到主体的分配权利与分配能力,带来法律和社会层面的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等问题,从而影响分配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进而导致法律或社会层面的分配危机。”法律是利益的分配书,经济法则是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再分配之法。正如漆多俊所言,市场的国家调节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或对国家所有资源和财富的再配置和再分配。分配公平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维度,关乎人权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蕴涵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是经济法对政府再分配职能的功能调节,其调整规范着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关系,这种规制不同于民商法的分配调节。民商法强调私权保护,以“市场之手”初次调节,仅为形式上的分配公平。经济法则侧重公权介入,以对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再分配,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整体公平和实质公平。因此经济法更倾向于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目标,追求利益“衡平”,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法治、自由和安全。更有学者将政府再分配职能,通过规范化的分配关系,将其相对地界定为个人的分配权,主张“分配权是一个国家社会分配制度的核心内容。”新时代仍需“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二)发展:权利实现
经济法是促进经济“发展之法”,也直接关乎社会个体的经济发展权和发展利益。学界通过论述经济法促进发展的规范体系,形成“促进型”经济法论。传统法学研究过多置重于微观的权义配置和定纷止争,但疏于关注宏观发展问题。经济法的回应性要求其宏观规范应指向如何促进发展,关注经济与社会未来走向。有学者提出经济法应开发自身领域的“发展法学”研究,以发展为核心,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为目标。事实上,在以往经济法研究中,不少学者已在价值论等领域将“发展”融入经济法的理念、价值开展讨论。但“发展”不应限于价值论,“发展”在范畴论上的价值理念是“协调发展”,这无疑能够实现与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耦合,解决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失衡。因此,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落脚点在于“发展”,通过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根据经济法二元结构功能划分,发展权可类型为国家发展权和国民发展权、整体(或集体)发展权与个体发展权、促进发展权和自我发展权。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见,新时代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更侧重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基于国家与国民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权应更侧重国民发展权;基于整体与个体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权应更侧重个体发展权;基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权应更侧重市场发展权。经济法是“发展促进法”,通过对调控、规制市场的权力规范限定,实现经济法主体的公平发展、公平分配。但本质上,发展只是手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最终目的。
(三)信息:规制与决策
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不准确。“信息不对称”或“不对称信息”易带来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以及危及交易安全等问题,最终导致市场失灵。加强信息规制,确保相关主体能够获取真实、有效信息,才能解决信息偏在问题,更好化解市场失灵。经济法的各类制度均涉及信息规制问题,如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对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保护,财政收支信息关乎国民的知情权、监督权,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事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有学者指出经济法在解决信息失灵上具独特优势,克服信息不足可通过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公力支持;克服信息不对称可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义务、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政府或其他机构直接为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也可通过强制性保险、利益激励制度、中介机构、非价格机制等间接制度解决;克服信息错误可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禁止价格扭曲及矫正扭曲价格等。信息本质上是一种规制工具,对决策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化解风险的前提是充分有效的信息,因此新时代经济法应注重对信息的规制,发挥其在公共规制的决策作用,防控风险、调控金融的工具作用,最终提炼上升为新时代信息理论。
(四)风险:从控制到适应
经济法是危机对策法的命题揭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防止危机发生是经济法的重要功能和使命。经济法“发展中心”主义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威胁和挑战,风险社会理论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风险社会是发展的副产品。现代社会中风险具有延展性、内生性、复合性和潜在性。不同于传统风险作用于个人,而是打破原来相对狭隘的区域范围,使人类成为统一的风险受体。传统风险一般来自于外部自然力量,现代风险则内生于人类自身创造的不确定风险。现代风险往往不是单一存在,考虑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纵横交错,风险具有更紧密的系统传导性,易引发系列风险危机。讨论风险无法脱离风险和不确定性“二分法”逻辑,一般而言,可计算其盖然性或概率从而预测风险,而不确定性是指完全无法计算和预测事态。经济法控制风险的逻辑应是将不确定性转化成风险来进行有针对性、合理、技术化的处理,这表明风险本质上是一种决策资源。基于人类有限理性约束,不可能完全控制风险,如不能将不确定性转化成风险低度控制,将会引发更加不可控的系统风险。因此,需拓新经济法的风险控制逻辑,变革为“风险适应”的经济法。“经济法的风险适应就是通过经济法律的调整与创新谋求的适应,适应使得风险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常环境,而不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损害的威胁。”新时代经济法应树立“风险适应”思维,从控制或试图确定性地消除风险转变为包容风险和利用风险。发展与风险共生并存,经济法不仅需将风险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而非危害,也要在适应和利用风险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四、制度与目标:经济法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起来前”向“发展起来后”的转变,二者存在深层次的承继关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表述不同,但二者均蕴含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人民立场。新时代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一切问题发展均站在人民立场,不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民的重要性,还要侧重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满足。实现和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既是人类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法律价值和国家工作的最终指向。经济法的回应性本质决定了其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也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一)经济法治:刚柔并济与合理界定干预边界
缘起于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沉浮于经济的危机与兴替,我国经济法治于解决经济问题实践中形成和淬炼。经济法治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应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协调政府与市场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关系时,经济法治“刚性不足”问题显得非常突出。政府与市场作为两大资源配置手段,依公权力行使和私权利分配而形成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两种形式,前者因受法定和公平原则及兼顾效率原则,需对公权力附加更多约束和限制,体现经济法治“刚性”;后者则在自由市场机制下赋予私人更多空间和自由,促进市场自由和公平竞争,体现经济法治“柔性”。我国囿于计划经济转型惯性,政府干预色彩依然浓厚,经济法对政府干预的约束“刚性不足”。新时代背景下经济法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柔性”法治特点,保留符合依法治国和有正面作用“柔性”,抑制消极影响,适度增强法治“刚性”,实现经济法治“刚柔并济”。
经济法治目标是实现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适度干预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求行政部门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干预,另一方面还要对其干预行为进行适当的限制,从而保障适度干预。”因此,经济法应注重对经济干预权的法律设定与限制,清晰界定经济干预权边界,使政府干预的法律授权与限权相结合,实现政府干预与经济自治的发展平衡。“限权”的基础在于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失灵理论,“授权”意在赋予私人经济自治反向制约政府过度干预。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法制度规范维护经济秩序,但政府干预并非取代市场,漠视私人利益,而是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和排除市场障碍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自治。
(二)社会质量理论:从法律赋权到法律赋能
社会质量理论产生于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提出者沃尔夫冈·贝克。劳伦·范德蒙森指出“社会质量是指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社会质量理论以人的“社会性”出发,超脱个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进而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质量理论摒弃了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物质增长的发展观,转为努力构建以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谐的社会发展观,这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耦合。该理论建构了社会质量四维分析框架,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和社会凝聚,分别是指(1)为个人生存和满足感提供必要物质和资源保障;(2)制度和社会基础设施对人的支持;(3)个人行动能力和发展能力;(4)社会关系在价值、规范、认同基础上培养和共同体凝聚。社会质量理论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耦合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保障上的整体社会正义要求(物质需求),社会凝聚上的规范、价值“共同体”,社会包容上“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社会赋权上的“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
一直以来,经济法过于置重“社会(利益)本位”,及宏观和微观上调整规制经济功能,而忽视了个人行动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培养。经济法对市场主体间权利义务失衡倾斜性配置,较多以“法律赋权”矫正,但并不能使主体权利得到很好维护。20世纪末,受“赋权增能”启发,法律赋能理论悄然勃兴。法律赋能一般指保护和推动相对弱势主体实现自身权利和权益的过程。与经济法主体异质性假设相同,法律赋能的基础在于弱势主体因经济、知识、素养、技能等差异社会资源获取困难,需通过法律赋予其行使权利的能力,实现平等保护的法律目标。“在法律赋能的逻辑下,法律赋能关注弱势主体的‘权利’的确认和实现,其前提就是对于弱势主体权利的确认,目标是弱势主体权利的维护,权利是法律赋能的起点和归宿。”十九大报告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一切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为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全面发展服务,建立以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机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经济法应从法律赋权转向法律赋能,提升个人行动能力和发展能力。
(三)抑强扶弱:社会正义和发展权实现
社会主要矛盾受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制约,本质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社会矛盾、利益矛盾的“社会意识”反映。公平正义的实质是对利益关系的一种调整和平衡,如能够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实现大多数人对“公平正义”的“公共认同”,那么其能够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经济法调控和规制的前提是私法无法消弭强弱主体间的鸿沟,必须借助经济法的强力对强弱主体形成的经济结构差异进行权利利益调整。“关注社会正义就在于探索出为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所认可的社会基本制度设计,变革现有的社会制度中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部分,重构社会的合作、分配体系,使得资源、利益、机会等基本善在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的分配。”经济法应针对经济强弱群体分化,通过平衡利益分配关系,一方面增设义务和限制强势主体的权力扩张,另一方面则增加法律赋权和推动法律赋能,实现强弱二元主体下法权结构中权力和权利的动态平衡,践行社会正义。
无论主体因历史原因和自然禀赋,还是市场和政策造成自身发展能力差异和利益分配不均,通过法律赋权和法律赋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是一种可能进路。发展权指向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前者是实现发展权的基础前提,后者是发展权的根本价值所在。经济法对发展权的实现应主要通过:(1)保护发展权不受侵害,不仅要排除政府公权力侵害,也要消除自身制度对市场主体的侵害;(2)资源倾斜,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资源分配,侧重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扶持;(3)平等参与,通过提供平等参与机会,提升个人行为能力,促进个人全面发展;(4)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分配公平正义,一是微观的主体间分配均衡,二是地区间成果分配有差异的均衡。通过法律赋权或直接进行资源补助,实现强弱地位平衡,是经济法保护发展权和实质法治的必然要求。“以经济法调节手段(强制性干预)给予弱势区域非对称的权利特别授权和倾斜保护,对经济利益的再次调节和分配是经济法的重要属性。”
总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情形下,所有问题的落脚点归于“发展”这个硬道理。经济法只有及时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美好生活需要,才能真正成为推进新时代发展之法。

作者简介: 胡帅,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